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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证据指引

2010-04-28 23:41:33 来源:成都交通事故律师网 浏览:21929
内容提要:漆红秀律师—全成都最值得信赖的交通事故律师
       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即“背车族”情形'。在某些情形下,如果实际拥有机动车所有权的人借用他人的姓名或名称,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时把此人登记为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车主,便出现了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相当普遍。造成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原因是较多的,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基于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关系的无偿借用(名义);二是基于商业经营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商业借用(名义)行为,例如通常所说的机动车挂靠经营。
       造成前一种情形存在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例如,没有某一地方户籍的人不能拥有当地号牌的机动车,所以只好借用当地人的名称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尽管这种理由看起来似乎有被强迫的味道,并且作为名义所有人无法直接管理支配该机动车,也根本没有享有该机动车任何使用利益。但是作为机动车的名义所有人,完全有权利自主做出是否准予借用自己名称的选择,而且也有义务对该机动车的使用予以管理。这一责任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有关政策的逐步放开,以这种理由予以借用可能将不再存在。当然,实际所有人作为管理支配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必再详细叙述的。
       在发生第二种情形的名称借用,即“挂靠”时,名义所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几乎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论出借人收取了多少“管理费用”或者“挂靠费用”,也不论他所收取的费用数额与承担责任之间的比例是如何的小,作为一种商业经营行为,他应当意识到机动车使用中存在的高度危险,那么也就必须承担这种经营风险。其次,从表面上来看出借的只是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实际上出借的是经营资格,因为有些地方不允许公民个人从事某些类别的公路运输经营,所以必须挂靠到一家有经营资格的企业从事此项经营活动,或者是有些地方允许公民个人从事公路运输经营,但个人经营者考虑到节省各项费用等因素,而把机动车挂靠到一家企业,达到减少个人支出各项税费的目的。而名义出借人也知道机动车的使用具有高度的危险,所以就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使用的管理,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从而减少和避免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最后,名义所有人尽管只是收取了很少的管理费用,可以说与机动车可能产生的风险极不相称,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利益。而利益的多少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可能会有所考虑,但是在这种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由于该风险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利益与风险是否相称的问题。
       此外,实践中还有政府强制挂靠的情形。在某些行业,政府为了加强管理,禁止或者限制公民个人从事某类经营,从而把所谓的经营指标拍卖、出让、发包给具有经营资格的企业,由这些企业进行经营。而这些企业在得到指标后,由于对资金、经营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又把这些指标分解后转让给欲从事此项经营的公民个人,从而形成挂靠经营关系。在这种挂靠经营关系情形下,被挂靠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理由同于前面的论述。
    【问题提示】
    “背车族”有何风险
    【案情回放】
       2006年5月27 日,原告张琳的丈夫王兵驾驶的京AT2514号桑塔纳小轿车在北京市良乡国家二级公路上飞快行驶,当晚20时l0分,当车行驶到北京市良乡二级公路17km+900m时,与被告高金红驾驶的京E20425号东风牌大货车迎面猛烈相撞,王兵的桑塔纳小轿车严重损坏,王兵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高金红立即报警并保护交通事故现场。北京市良乡公安局交警大队接警后迅速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收集证据,并于2006年6月11日做出了“王兵驾车占线行驶,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高金红驾驶不符合要求的车辆上道行驶,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的处理决定。原告张琳不服交警大队做出的责任认定处理,遂向北京市交警支队申请复议。2006年8月30日,北京市交警支队做出“维持原责任认定”的决定书。2006年10月13日,北京市交警大队在原告张琳和被告高金红自愿的基础上主持双方调解,但因赔偿数额分歧较大,调解未成功。后张琳将高金红及高金红所驾东风大货车挂靠单位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告上了法院。法院最终在对事实的认定上,认定由高金红负事故主要责任,并判决高金红与其挂靠单位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对王兵的死亡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键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议、挂靠协议以及机动车信息查询单
       实践中,“背车族”有的是个人,有的是组织。本案中,“背车人”就是组织,即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
       第一,本案中,通过查询机动车信息,可以发现高金红并不是肇事车辆行驶证上的所有人,而被告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是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者的挂靠单位,才是名义车主。在交通事故责任者承担主要交通事故责任时,挂靠单位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北京市第一汽运
公司是交通事故责任者高金红的挂靠单位,其在高金红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的赔偿案件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其实,所谓“挂靠”是指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出于一定的经济目的而依附于另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且前者以后者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而由后
者向前者收取一定挂靠费用的行为。
这一般是指个人挂靠到单位。由于我国对于个人车辆和单位车辆之间、单位与单位的车辆之间有关机动车的年检手续以及其他各种费用的缴纳之间存在差别,所以造成交通运输领域的挂靠现象仍很普遍。鉴于挂靠车辆交通肇事的特殊性,因此,对挂靠车辆的交通肇事问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挂靠”在法律上应区别于雇佣,因为挂靠者所履行的并不是被挂靠单位所交付的任务,也不是被挂靠单位向其支付报酬。虽然,名义上由挂靠者向被挂靠者支付管理费,但实质上挂靠者与被挂靠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并没有像雇佣关系那样明显,有时甚至二者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挂靠”在法律特征上又要区别于代理。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行事,而其行为所导致的结果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在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方面,与挂靠者以被挂靠者的名义行事有共同点,但是就其行事的内容来看,双方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代理人所履行的是与被代理人所签订的代理合同中所约定的事项,而挂靠者所履行的事项与双方的约定无关,但常与挂靠者本身的事务有关。就行事的效果来看挂靠区别于代理,挂靠者行事所造成的结果一般根据其与被挂靠者的约定,不得约束被挂靠者。
       因此,赖以维系挂靠者与被挂靠者之间联系的唯一因素是双方的利益关系,即挂靠人向被挂靠人支付的挂靠费用,而被挂靠单位向挂靠人所提供的单位名义,进而对第三人产生为挂靠者提供信用担保的效果。因为第三人不一定了解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这种挂靠关系,因此为保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法律规定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所履行的行为对被挂靠人发生效力,为保护被挂靠单位的利益,挂靠者可与被挂靠者在挂靠发生当时即约定排除此种情况下被挂靠者的责任,从而被挂靠者可向挂靠者进行追偿。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被告高金红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根据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程度要求其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法院判令其挂靠单位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是正确的。但是北京市第一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法向被告高金红进行追偿。
       第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否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认定书中的内容,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案系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在对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分担的认定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看法和人民法院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做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举证指导】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明基本事实、原因和责任后,要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制作的认定事故各方当事人事故责任的一种法律文书,是事故当事人解决事故民事赔偿、申请重新认定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追究当事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而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原来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体现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和理念上的变化。
       道路交通事故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行为,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处理重点是通过调解或者诉讼来赔偿受害人、合理分配事故损失。因此,对于当事人的过错大小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是法院的职责。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重点在于通过现场技术勘验以及检查、调查、鉴定等活动,弄清楚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和原因以及当事人有无违章或者其他主观过错等。公安机关的事故认定书,主要起一个事实认定、事故成因分析的作用,对法院而言,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的效力,而不是进行损害赔偿的当然依据。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后,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够被作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但是,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或者诉讼中,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的,调解机关或者法院可以不采用这种证据。可见,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反映出我国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上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也使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体现出民事侵权责任的特点。因此,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是属于事实的认定问题,而事实的认定是属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以及行政处罚定案的事实依据,即属于证明客观事实及依据客观事实证明认定损害因果关系的问题。事实认定本身不在国家职能部门权力分工的范围之内,每个国家职能部门都可以在处理案件中做出自己的事实认定,但这种事实认定对其他国家职能部门不具有既定事实的效力。特别是对享有最终裁判权的法院来说,其他部门做出的事实认定,仅是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明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法院依法必须审查其是否可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及其证明力如何。经过审查,如果有相反的事实能够证明该责任认定有错误,则对这样的证据不予采信,而以法院自己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该起交通事故时,仅仅根据现场勘查到的王兵驾车占线行驶这一情况,而做出应由王兵负事故主要责任的认定。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充分注意到被告高金红非法改装汽车前照灯这一情节,经调查了解,取得权威部门的意见和相关数据后,查清了被告高金红非法改装汽车的行为与交通事故发生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认为交警部门所做出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确属不妥,并根据本案事实依法进行了判决,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以充分保护。法院这样处理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办案原则。通过对本案比较详细的分析,大家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由于时间、精力所限,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责任认定上有可能出现偏差。进入诉讼后,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的责任比例确有较大分歧时,应当及时向法院表明,并据理力争,向法院提出进行调查、同权威部门核实事故发生时真实情况的申请,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事故的真实情况,实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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